卓新平：当代社会变迁之中的基督宗教
作者简介：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副主席。
[提 要]基督宗教在当代发展中正面对“全球化”、“世俗化”和“多元化”的种种挑战，其古典形态已留存不多，甚至因其本土嬗变而几乎面目全非；虽然自二十世纪初开始的基督宗教信仰整合没有根本完成，其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却必须以其信仰宣称来对上述挑战作出表态和应对。特别是在当下中国处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基督宗教，更需回答关涉其目前定位和未来走向的“全球化”、“中国化”诸问题，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体现出其意向和努力。对此，基督宗教“普世”发展的经历和经验，可能会对“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走向提供启迪和借鉴。也正是在这种思考和应对中，基督宗教则会给中国与世界，以及其信仰本身带来新的机遇和未来希望。
[关键词]基督宗教 全球化 中国化 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当今世界的人际关系是前所未有的密切，而形成共聚之人的思想文化却是前所未有的多元复杂。社会共在使矛盾对抗加剧，也使对话了解机遇增多。基督宗教作为“大一统”的信仰体系，经历了约两千年的整合共融，但在“全球化”面前却发现国际社会的信仰文化乃如此多元，其沟通、对话的任务是如此的巨大、艰辛。在基督宗教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都如同万花筒那般绚丽多彩，已经目不暇接，而中国与世界视域中的基督宗教表面看似清晰却有着深层次上的模糊，很难根本看透、说清。这里，现代社会与基督宗教都有着自我反思和彼此认知的当务之急，其关系的妥善处理和积极调试，将影响到世界的走向与人类的未来。概言之，基督宗教在当代社会变迁中必须理顺一些重要关系，其中涉及世界发展变化的包括“全球化”问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直接与中国当代发展相关联的则有其本身的“中国化”以及对“一带一路”发展合作的参与问题。
一、基督宗教与“全球化”
只是步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自以为早就进入“全球性”发展的基督宗教才真正领悟到什么是“全球化”景观。它由此经历了从其地域性、局部性关注到对人类全球性存在及其相关问题之注重的重大转型。美国学者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和斯马特（Ninian Smart）曾论及一种“全球化宗教探究”[1]，由此提醒人们要认真注意到其普遍关联。基督宗教在其跨国度、跨民族发展上曾经引领了这一全球化潮流，故而曾憧憬某种“基督化时代”的到来。不过，现实景观却给这种乐观情绪泼了一瓢冷水，今天的“全球化”并非基督宗教的全球化，甚至过去乐于将美国梦与全球化相结合的基督教美国在今天也有了犹豫和动摇，开始尝试与之不同的退出国际合作之“逆全球化”选择。现实世界的多元混杂使基督宗教作为“全球化宗教”的身影开始显得模糊，多种宗教的竞相发展引发了新的张力，而思考着究竟什么是全球化的宗教特征之斯马特已经感觉到“一种即将来临的全球性文明”[2]与以往不同，人们在失去对未来的把握及信心。
与基督宗教的全球发展极为相似，当代世界的各种宗教都已经不再是分块的、隔断的单独存在，而是有着这种全球性普遍关联，任何宗教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世界级震荡。以往所谓世界宗教与民族宗教的划分已经落伍，不少原属局部性的民族宗教实质上都有了世界宗教传播的规模和速度。正是这些宗教的世界性、全球性扩散，形成了新的竞争、冲突和较量。尽管有着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世界宗教和平运动的努力，宗教之间的张力并没有根本消减，其全球化对话的需求越来越紧迫。与全球化发展相对应的，则是继政治、军事的冲突之后，“文明的冲突”紧接着登台，其根源性的经济问题、社会不公却被掩盖。这样，人们在全球化的时代有了更多的犹豫、彷徨和惆怅。“全球化”走向何方，这对于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基督宗教既是问题，更是责任。在这种“全球性”紧张之中，基督宗教不能加剧这种张力，而应该以其能力和影响来消减、缓释世界的紧张局势，但基督宗教的这一责任意识似乎并不强烈，甚至很不明显。实际上，对话的声音在弱化，以往大国对世界的“责任”和“担当”在出现嬗变，“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对流使国际关系趋于复杂，世界正向着越来越危险的方向滑动。如果基督宗教不能在这种危机之中选择正确之途，不能引导世界走向缓和与共处，其世界第一大宗教的使命则会终结，而其信仰的“大一统”共在也会分化瓦解，成为回返局部利益、狭隘民族主义或地方保护主义的精神代言，其结果恐怕则是“基督化时代”的真正结束。
回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基督宗教曾经领引了当时世界范围的对话，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政治利益之间以及不同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冲突得以部分消解，其中基督宗教的作用非常明显，人们对基督宗教的“普世合一”运动也有着足够的信心。那是“全球化”开始萌芽的时期，特别是以科技发展为引擎、以信息网络为特征的全球化会将人类引向何方，人类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或较为清晰的预案。本来，伴随着全球化到来的“冷战”结束给人们带来了和平对话的希望，宗教的重新活跃使人有着“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的期望，但仅从当今宗教发展的实际来看，其相互排斥对立似乎在加剧，文明冲突意义上的对抗也在逐渐升级；以前政治对立的战场明确、阵营清楚，两大政治集团的双峰对峙使国际关系反而简单明朗，但现在却出现到处是战场、人人会自危的局面；暴恐活动给人带来了冤家窄路相逢的绝望，不知何为净土、何处安全，不得不担心随时随地都可能祸从天降；而其冲突、对抗之精神背景中的宗教因素更是让人震惊、沮丧。在这种新形势下，各宗教寻求和平的努力没有形成合力，各自零散的声音也不具备和声的规模，基督宗教亦尚未起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那种呼唤、领引的作用。如果找不到和合共生之道，政治、民族的分歧就可能失控，最终导致偏激者借助高科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毁灭这个星球。因此，“全球化”是对基督宗教生存及其作用的巨大挑战，也是其如何面对危机并化解危机的重要机遇。
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在论及基督宗教的全球发展时曾提到其“范式的转变”，为此，他认为面对世界的全球化发展不仅需要基督宗教自身的“普世信仰”，而更为迫切的则是要尽快创立一种“全球伦理”（Weltethos），因为“这种伦理为一种更好的个人秩序和世界秩序提供了可能，这种伦理引导着个人摆脱绝望，引导着社会摆脱混乱。”[3]孔汉思意识到，基督宗教在全球化的世界已不可能唯我独尊、包打天下，也不可能建立一种以基督宗教为主导的“统一宗教”，因而只能以一种普世宗教神学的眼光来“不断督促各宗教在未来着重强调共同的东西，少提造成分裂的东西”，由此“将现存的共同性提高到普遍的意识上来”[4]。既然作为根本价值体系的宗教在建制上不可能整合，那么首要任务则应该是找寻一种在各宗教教义中可能存在的“共同的核心价值”，在社会共有道德层面作为一种“世界伦理”来达成共识、实现联合。这里，孔汉思找到了基督宗教应对及适应全球化的基本思路，即不能做自命不凡的先知或颐指气使的教主，而是通过“革新”和“自我改革”来达到“和睦”，通过“自我批评”来实现“宽容”。[5]找到国际社会全球化关联中共同生存的社会底线和价值共识，此乃当务之急，基督宗教理应意识到这一点，并须马上采取积极的行动。
孔汉思（Hans Küng）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精神思想也出现了巨大转变，局部思维必然会被整体思维所取代，单一的思考也势必让位于综合考虑。为了迎接并适应这个全球化时代，基督宗教需要一场思维革命，也有必要推动其新的范式转变。在全球化思维上，基督宗教思想好像不太活跃，在二十世纪神学群雄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神学界几乎陷入“万马齐喑”的窘境，人们在期盼着出现登高一呼的当代智者，渴望能看到巨星闪耀。所以，基督宗教不可被动适应或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对之表示沉默或抵触，而应该有其主动、积极的全球化意识表达，以便能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意识、生态保护意识、宗教多元意识和全球对话意识中获得自己的凸显地位和强有力的发声。
二、基督宗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谓“全球化”实际上基于人类存在的整体意识和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化这种全新发展。人类作为集体之在，其最大特点就是其共同体的存在方式。但共同体的意识乃经历了漫长的嬗变和调适，这种以利益共同体为基准的发展经历了氏族部落共同体、社会政治共同体、经济合作共同体、宗教信仰共同体、民族国家共同体、跨国集团共同体、国际联盟共同体等发展，大小变更、分合重组屡屡不绝。与全球化相伴随的，则是相关共同体的不断扩大并获得全球性影响。这种共同体反映出人类不同的经济文化圈文明，而这种文化圈认识恰好就是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冲突论”的社会及时代背景，他认为正是在不同文化圈的交接之处容易产生碰撞、造成文明冲突。显然，由文化圈所折射的共同体乃局部利益共同体，即以其相同的经济、政治、民族、宗教信仰及文化利益诉求而形成联盟、构成共同体存在，以便与其他共同体博弈、竞争。这种共同体所达成的统一、共构，既有和平整合、协商联合之结果，也会通过战争、征服来取得，而全球化时代的利益共同体则更多是经济需求并通过磨合使然。以欧洲为例，“长期以来，欧洲人一直在寻求着欧洲统一的途径——宗教、文化、军事、政治——就在多少政治家、军事家试图统一欧洲的宏图大业相继失败之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在悄悄地逐步地将欧洲各国的经济融合在一起”，这种欧洲联合的结果就是其经济一体化，并以其经济联盟为基础而奠立其军事、政治等联盟。[6]在欧洲历史上，基督宗教曾试图建立其宗教信仰共同体，中世纪天主教信仰的整合成功曾使欧洲人缅怀过去、浮想联翩。但这种信仰共同体在宗教改革、民族独立、工业发展的大潮中已被冲得四分五裂，荡然无存。而今天方兴未艾的人类共同体发展进程却基本与基督宗教的存在无关，其信仰共同体只可能是多元宗教共在的共同体，以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艰难险阻中的诞生及其披荆斩棘的发展。虽然，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已经基本上与宗教无直接关联，但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却可以为这一当代人类共同体的构建献计献策，提供启迪和智能。基督宗教所保存的原始社团共同体、教会共同体及修会共同体存在，可以为今天的共同体建设提供经验教训，给出警醒和启发。共同体得以存在的一大原则就是求同存异、包容他者，形成各宗教派别及其信众之间对话宽容、多元通和、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良好局面。基督宗教作为迄今仍然最大的基督信仰共同体，在化解宗教冲突、构建共同社会上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事实上，共同体的发展乃是寻求人类不同群体的共存，这就需要各自不同的人与人、社团与社团、社会与社会、宗教与宗教、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接触、彼此沟通和共同合作。这对于宗教而言，只能是宗教对话、宗教共存，故此必须告别以往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欧洲近代以来，基督宗教各教派之间、各势力范围之间曾发生过剧烈冲突和流血战争，只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以来，才出现了寻求共同存在与发展的“基督宗教合一运动”即“普世教会运动”，在此，基督宗教的所谓“普世”诉求，实际上就是基督教会的共同体努力。其经验教训当然也可以给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借鉴和警醒。基督宗教在这一运动中的名言“同一个世界或没有世界”、“教义造成分裂，工作有利合一”，为当代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及成熟亦营造了积极的氛围，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其宗教中的矛盾冲突。基督宗教的现代合一意识，促进了其宗教之内、各宗教之间以及宗教与教外的主动对话，二十世纪的“教会作为共融”之处，曾为多元对话提供了重要平台。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孔汉思在争取达成“全球伦理”时才喊出了“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对话就没有宗教和平”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今天我们要合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基本前提就是要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对立走向并立，从争议走向共识。
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往的社会共同体显然仅有局部意义，只是一种较小范围利益集团的共存，从而很难避免在更大范围中的争夺和冲突。因此，今天的世界共存之唯一出路，只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已经别无选择。对此，有着普世教会之合一运动的基督宗教，实质上在全球规模之小范围内曾起过先锋探路作用，其经验教训都弥足珍贵，值得今天认真开发和借鉴。而今人类共生存、同命运的时代已经真正到来，曾具有先知般远见及努力的基督宗教不应后劲不足，而需发掘、调动其潜力来积极应对。
必须看到，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已给基督宗教造成了直接的冲击，其社会作用和世界影响已经明显在减退，如果基督教会在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中不挺身而出、反而急流勇退，其颓势将不可避免，其处境也会每况愈下。从世界全局来审视，基督宗教好像对之仍然处在十字路口，有其犹豫不决或动摇彷徨。对于这种麻木或茫然，需要及时呼唤和叫醒。在基督宗教的精神资源中，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肯定及支持，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其信仰观念中“与神共在”这一神与人的共同体世界，会使其视野开阔、境界超越，有助于克服局部自我的局限性，而有关照他者的全局综观；其教会作为“神圣联盟”的意识可以帮助其超越自我、扬弃传统观念而寻找更为广泛、更大涵括的神圣意义及神圣价值；而其遍及全球的教会存在也可跨出自身教会的藩篱而争取文明对话、文化沟通上的更多合作与联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实现奠立坚实基础，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基督宗教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乃时不我待，势在必行。
三、基督宗教与“中国化”
对比国际发展，与基督宗教视野相关联的中国当代发展，其关键词当然是“中国化”。作为世界性第一大宗教的基督宗教，其在中国发展中有没有必要“中国化”，为什么要“中国化”以及究竟如何“中国化”，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如果能够审时度势地冷静分析，则不难看到中国当今发展给基督宗教理顺其与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绝好机会，如果不及时完成其“中国化”的华丽转身，则会错失良机，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
基督宗教虽然自我宣称为“普世宗教”，却仍有其“在地化”、“处境化”的义务和使命。其世界传播的历史，也是自身不断处境化、地域化适应、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轨迹，亦提醒其中国化的重要和必要。其理由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从基督宗教中国化的社会政治原因来看，基督宗教与中国政治的深层面心结未解，留有不少可能发生纠缠、导致碰撞的疙疙瘩瘩，当代中国社会对基督宗教至少仍存在潜意识的政治警惕和相应排拒。究其原因，在于基督宗教作为信仰社团本来就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力量，它并不存在于政治真空之中，而摆不脱其复杂、多变的政治处境；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基督宗教传华被认为与西方政治反华脱不掉干系，这种关联被不断肯定，并且直至今日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在政治及文化这两大层面，基督宗教在中国都仍未获得如佛教那样的信任，虽然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基本上摆脱了对西方的依附，但在中国社会教内外，这种彼此不信任感和距离感仍旧是心照不宣，双方在猜忌、试探中共进，相互之间会客客气气，但也小心翼翼，不会也不敢深交，其长期以来所造成的心灵撕裂在眼下仍很难弥合。所以，基督宗教在面对中国社会对其在政治层面上的隔膜时，还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必要的冷静，如何使自己达到其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乃是首选，这一了断可以起到快刀斩乱麻、四两拨千斤的神奇作用。但对这种适应及其真正“中国化”，基督教会中似乎仍有抵触和对抗，不合作的选择仍很强烈，尤其是海外教会的抱怨和反感，暴露出其对政治智慧及敏锐感的严重缺失。基督宗教如果在政治上仍要选择反中国化或非中国化之路，将会面临多蹇命运。
第二，基督宗教在思想文化上中国化的任务尚未完成，历史上其输入传送的意识要远远强于其接受吸纳的意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的确也传入、输进许多印度思想文化理念及语言逻辑表达，然其对中国思想文化也持完全敞开之态，融入了大量中国元素，以致通过漫长的磨合而使中国人不再觉得佛教是外来宗教，佛教本身也形成强烈而自觉的中国意识、中国感觉，不再有外来宗教之虞。来中国的基督宗教自耶稣会开始有着自觉、主动对话中国思想文化的意向，但这一过程刚刚开始就因“礼仪之争”而夭折，导致历史的遗憾和今天必要的补课。虽然今天仍有人认为耶稣会适应中国文化乃另有所图、暗藏取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谋划，但这种意欲仅在开端，若文化对话交流真正深化，其走向和结局则很难预料，并不必然是“吃掉”中国文化的结果。既然历史是这样的走来，那么基督宗教今日就仍然需要接着走下去，有必要完成其融入中华思想文化传统这一历史任务。其实，这种在思想文化上的对话与沟通，完全可以带来双赢，并不会有谁真正彻底“吃掉”谁的后果，而只可能是交融互渗，彼此包容，有机合一。因此，基督宗教在思想文化深层面走入中国，是其在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其真正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三，基督宗教的中国化还需有其民族意识上的转型，中华民族意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因其近代的弱势挨打这一挫折经历而使之有着更强的民族自尊、自强、自立的心境。其心灵的触动关涉与基督宗教的交往，所以对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民族自尊更要有特别的注意和尊重。西方列强侵华史客观上导致基督宗教曾染指其“文化侵略”，西方教会历史上曾在华取居高临下之势，那种包办代替、颐指气使给中国人留下了心理阴影，至今记忆犹新。而当前国际上民族意识加强、民族之间的纷争加剧，因而对中国基督徒之中国民族意识的提醒或唤醒乃是一种大势。过去中国半殖民半封建时期那种“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现象切不可因为今天的海外移民而重演，海外华人基督徒及其华人教会在这种敏感时刻、以其敏感身份，更需要一种“海外赤子”的见证。在基督信仰问题上，远走他乡之华人的洒脱，却不要成为持守乡土之士的负担，中国人走到天涯海角，都需保留一份乡情、乡愁和乡思；一个好的中国基督徒，理应是精神气质上和文化修养上的中国人。中国人跨境而不忘祖，仍留有其民族情结和气节也是久远中国优秀传统的有机部分。在今天有上千万华人分布世界各地，其中不少成为基督徒的情况下，这种心灵沟通和相互关照，在正确认识基督宗教中国化的民族意义上已经具有迫在眉睫的需求。
以色列的华人教会：
特拉维夫信望爱华人宣道会
第四，基督宗教的中国化关涉到中国教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教会的多元走向已是不争的事实，其间就涉及到这些教会究竟走向何方的问题。中国教会在近代曾尝试创办各种本土教会、本色教会和自立教会，道路艰险，沉浮各异，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三自爱国教会才确定了中国当代教会的底色。无论其成功与否，这都是中国教会建设发展的积极实践，其旨归就是基督教会要在中国社会扎根成长；其实，中国化的教会在今天也仍然是多姿多彩的教会，在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的大范围内保留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与民族气质。甚至海外华人教会在其本土适应之际，亦可尝试如何推进其中国本色教会的创建。
第五，基督宗教的中国化还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发展变迁。中国社会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巨大，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和多元，而中国教会正是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才得以重新崛起，经历了全新发展，并以这种新的面貌步入了二十一世纪；改革后的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与动感，人们的思想见识开阔开放，这种时代发展促使中国教会必须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前进步伐，不能停留在改革前的思想认识，也不能仅仅满足于教会内涵式发展的自娱自乐和自我满足。这种随中国社会发展的改进一方面包括中国教会的自我改革，理顺教会内部教义神学思想、礼仪礼规和教务管理的关系，具有现代教会的发展意识；另一方面则要积极适应中国当代社会的迅猛发展，跟上随之而来的问题意识和任务要求，见证并推动社会的积极发展，服务于快节奏发展中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灵性修养，帮助解决这一发展中经济及精神上弱势群体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奉献教会及时、清新的灵性关怀、精神安慰和信仰渴求。基督宗教的中国化应该是充满现代活力的中国化，使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转换为当代特色鲜明的勃勃生机。
第六，基督宗教的中国化是充满思想蕴涵的中国化，在其神学上必须有体现中国精神、中国意识的创意。当今“中国神学”建设内容丰赡，范围极大，已不再是过去对西方神学的翻译、诠释、借鉴和采纳。以往中国教会吸收、借鉴、采用的多是西方神学，自我意识和自我创见不强，民族色彩不浓，因而需要补充中国智慧，彰显中国精神，体现中国思想特色。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世界神学曾见证了由西方神学到亚非拉美神学的迁移，“第三世界神学”曾一度活跃，神学的地方色彩鲜明、清新。这一发展也曾影响到中国的神学创建，但因“十年文革”而一度夭折，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未见再现高潮。对中国神学建设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吴耀宗、王治心、赵紫宸、丁光训等人先后辞世，新中国新时代神学的构建仍未完成，新的一代教会思想家神学建设使命依在，任重道远。如果在中国社会发展空前活跃的今天却没有反映这一特点的中国神学出现，则会愧对这一历史时机。
总之，基督宗教的中国化是对当今中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积极应对，是对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的积极参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积极有效地在全球化时代参加并引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首先则需要搞好中国自身的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只有打好我们自己的基础，以中华民族自身的团结、富强为资本，才可能有实力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弄潮儿、引领者。在此，中国基督宗教乃义不容辞，是其见证、有为的大好时机。中国化并不要消解从外而传入的基督宗教，而是使之有更好的适应，做出融入社会、与中国共同发展前进的积极贡献。在一个需要现实根基的真实世界，基督宗教的“普世情怀”在华则须基于其“中国心”的基本定位，而“人类拯救”之梦也需要以追求实现“中国梦”而得以圆梦。
在研讨基督宗教与中国化的关系及关联时，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基督宗教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究竟应该如何联系起来，基督宗教应该怎样去参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等问题。面对世俗化的挑战和冲击，世界基督宗教衰弱之势颇为明显，而中国的基督宗教却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兴盛，由此而给整个基督宗教世界带来启迪和期望。中国社会的转型亦出现了新的问题，其贫富不均、金钱至上、实用倾向、功利主义、社会冷淡、人世炎凉等发展趋势的抬头，已给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共建带来了障碍和阻力，对此，基督宗教的社会关爱、慈善事业和对底层弱势群体的使命并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需要，且更应该加强。在此，基督宗教对参与中国化发展的态度和选择，实质上就是其对待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态度和取向，迫切需要的不是其麻木而乃其热情。这已成为检验基督宗教与中国究竟有什么关联、能否融为中华一体的试金石。
四、基督宗教与“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提出，是当代中国积极理顺其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建设性尝试。实际上，参与这一国际合作的国家和地区远远超过海陆丝绸之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体现出一种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中华文化精神。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古丝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7]其实，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更多体现出的是精神传播、文化交流之路，在这一古老之路上曾经最为活跃的行者就是各种宗教的传播者。除了佛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这世界三大宗教经由丝绸之路的传播之外，历史上还留下了许多其他宗教传播的身影。在这条沟通中外的路上，基督宗教的传播者也曾属于其最为繁忙的旅行家。
追溯到景教最初的来华之旅，基督宗教从此就与丝绸之路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传播之途也是与不同文化比较、相互交流和吸纳之旅。“景教”本是典型的中国术语，其历史之用乃反映出中国古人对基督宗教受古代波斯宗教信仰熏染后东来的体认及理解。这里已经留有多元文化交融互摄的痕迹。天主教自元朝传入中国，其传教士也是经历了陆海丝绸之路的艰苦跋涉，沿途接触到更多的民族及其文化，由此而展开了中西文化的深层面交流，并扩展到对更多民族文化及其精神生活的接触和了解。《马可波罗游记》及前后来华传教士的手记，对丝绸之路风土人情有着生动精彩的描述，传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佳话。明末清初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东传，使以丝绸之路为媒介的中外文化交流达到高潮。天主教传教士所推动的“西学东渐、东学西传”，使欧洲人真正了解到代表中华信仰传统的儒教、道教等宗教精神，开始在多方面受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人亦大开眼界，形成新的世界观、宇宙观，开始对西方学问的全面探究。这一时期的东西交流奠定了中国与西方系统了解的基础。其在巩固陆地丝绸之路作用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也得以凸显。而在天主教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历史上，澳门曾有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时所处的“大航海”时代，澳门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而且在文化史上亦乃西方汉学之肇端，其实施这种研究的天主教学院实质上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始。基督宗教与海陆丝绸之路的这段渊源，为今天中外文化交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积淀，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当中国现今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展开国际合作时，基督宗教的这一关联史仍在延续。从陆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和地区来看，大多信奉基督宗教（尤其是东正教或天主教）的包括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俄罗斯、格鲁吉亚、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马其顿、摩尔多瓦、黑山、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匈牙利、亚美尼亚等20个国家或地区，其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着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等信仰并存交织的复杂局面。而从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联的国家或地区来看，大多信奉基督宗教各派的则包括埃塞俄比亚（其中人口的45%信奉东正教，40%以上为穆斯林）、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东帝汶、法国、菲律宾、荷兰、瑞士、西班牙、新西兰、意大利、英国等13个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基督宗教信仰使“一带一路”有了与整个基督宗教世界的复杂关系，而其对待“一带一路”发展的态度也会直接影响到中国与世界的这一合作。
“一带一路”的提出并非缅怀过去的“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重要的现实考虑。不少国家积极参与，也有一些国家在犹豫、观望和彷徨。虽然“一带一路”主要基于经济、政治上的合作，但若无文化上的理解、宗教层面的关注，则很难持续发展、长期坚持。所以，丝绸之路沿途及相关地区的宗教形势分析评估，在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时必须认真考虑和特别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现状及其宗教文化传统，会影响到这种政治经济合作，其中虽然伊斯兰教所涉及的范围较大，而基督宗教信仰的作用亦不可小觑。实际上，这也是世界基督宗教重新调整与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机遇，应该主动抓住这一契机而有所作为。同理，中国的基督教会在这种大规模的“走出去”之探中，完全可以续写基督宗教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的史话，缓解世界紧张局势，赢来新的和平发展，共同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所处的僵局。虽然基督宗教的全球性影响已不如过去，却仍然有着积极发声、影响舆论、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能力。世界的话语不该一直聚焦于各地各种暴恐活动及其背后的宗教势力或宗教影响，给世界对宗教的现代审视带来误导和偏见。为此，包括基督宗教信众的“沉默的大多数”应该行动起来，积极发声，以寻求、维护和平、稳定、安宁的正义之力来压倒暴恐势力的猖獗，改变宗教在民众中的形象和印象，推动并保障国际社会的良性发展，使我们生存的地球能够确保平安。对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摆脱世界窘境的创举，可以带来“柳暗花明”、充满希望的未来愿景。世界范围的基督宗教若能参与其内并积极发挥作用，则可重新推动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佛教等世界宗教的对话，使世界整体重返“对话”时代，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并由此而重塑基督宗教自身的形象，再现其国际影响。如若在这些关键发展及其稍纵即逝之时机上仍然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无所作为，相关的信仰传统、价值体系则可能脱离时代潮流和社会主流，难免其颓废、隳沉之势。百舸争流、大浪淘沙，古老的信仰有必要焕发青春、跟上时代，故此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扬帆“一带一路”航程时，基督宗教乃面对着新的潮起潮落，其理应乘潮涨而高扬。
综而述之，基督宗教在当代社会变迁中有着新的机遇，可做新的选择。这在世界如此，在中国依然。从整体来看，基督宗教面对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巨变，反应较为平淡，其社会的参与和作用也不如以往那样明显，给人一种在当今世界舞台上退隐的印象。与之相关联，世界与中国对基督宗教的关注及关心也大大减少，形成对其认知的边缘化，持一种淡然之态。这促使人们重新反思二十一世纪究竟是“世俗化”时代的延续，还是所谓“第二轴心时代”的宗教“复魅”？这种评估充满着困惑及不定因素，有待进一步观察审视。至于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尚未步入其正常轨道。由于对其“中国化”的茫然或不确定，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发展上的巨变明显拉下了距离，需要奋起直追。至于其底层、草根范围的迅猛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无序、失控的走向，故而只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担忧、猜忌和疑虑，甚至促使基层政府组织加强对其“境外渗透”的防范，而相应的积极评价似乎微乎其微，也难显其正能量之在。因此，基督宗教在当代国际发展中并没有止住其向社会边缘滑动之步，对其误解并未减少，对其淡忘却在增大。应该说，当代发展机遇仍然很多，中国对基督宗教的认知评价也还充满变数，对此，无论是世界范围的基督宗教，还是中国境内的基督宗教，不知是否真正认识到、也不知真正准备好了没有？
[1]Mark Juergensmey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lobal Religions, “Acknowledgm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Mark Juergensmeyer ed., Global Religion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3.
[3]参见《世界伦理宣言·导言》，1993年9月4日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通过。
[4]汉斯·昆：《世界伦理构想》，周艺译，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第IX页。
[5]汉斯·昆：《世界伦理构想》，第196页。
[6]王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页。
[7]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学习活页文选》，北京：《党建》杂志社，2017年5月16日，第8页。
[责任编辑 陈志雄]